为了保障执行的合法性、正当性，维护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设置相应的程序保障措施，而这些程序保障措施客观上必然会影响执行的效率。
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其含义明确概括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也需要在宪法文本上提炼其具体规范体系并指导实践。这是对新民主主义阶段民主是决策和决定、集中就是执行更进一步的抽象和概括，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强化民主对集中的普遍性制约功能，并形成一个复合的制约结构：人民可以制约国家机构集中后的政治一致性（因此各级人大会议也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
现行宪法对于执行机关的理解已经不同于《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后者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下设的一切国家机构，包括审判机关、法律监督机关都理解为执行机关，现行宪法则分化出（狭义）执行机关、审判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监察机关，但归根结底都不能在意志上抵触人民代表大会。这无疑有利于增强人民主权的权威性和尊荣感，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的习惯与期待，也能够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结合集中行使国家权力，２００４年修正宪法中规定，国家主席可以单独从事国务活动，也是加强集中执行人民外交意志的重要体现。人民与代表同一性不是一个经验描述，而是一个逻辑判断。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２）工作程序意义上的责任规范，例如第８８条规定的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
按彭真对八二宪法的原意解释，它的教义学原理是：坚持使国家机关能够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增第９３条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这里的重要考虑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军队从来是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设立国家最高军队统帅力量有利于捍卫民主。分权原则与民主集中制最大的差异就在于权力来源不同。
如果有紧急措施，做了要向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错了要受到批评，一直受到罢免的处分。董必武也谈到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给的，它的工作要受人民代表大会限制，规定了才能做，没有规定就不能做。因此，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最大化实现权力的效能。相邻规范得以形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宪法文本的强制性设定。
各等级是与政府相对立的人民，不过是缩小了的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既从执政的角度阐述过民主集中制的重大制度优势，例如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也从治国的角度明确其重要地位，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坚持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统一，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根本遵循。
由此，集中对民主负责既包含不能脱离民主，也包含必须有效实现民主。２０１８年新通过的《国家监察法》同样也体现了这种思路，基于宪法对监察机构是国家反腐败专责机构的定位，法律为其配置了充分的权力，包括１２种带有强制力的调查权，确保其充分履行职能，有效搜集、固定证据。因此，对人民法院的职能划分就必须遵循上述司法规律和机关属性，实践中有的地方对人民法院也赋予招商引资等行政职能则是极大降低了人民法院自身的工作绩效。分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宪法文本与话语，我们可以归结为三种制约逻辑：（１）防止国家机构对人民整体意志的背离。
监察委员会设立后，如何正确处理《国家监察法》第１５条规定的对人大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与向同级人大负责的关系，也需要我们扩展对民主制约集中的理解。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切不能片面追求民主而忽视、轻慢了集中的巨大意义。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对议行合一的极大发展，也是中国宪法内在精神结构从斗争哲学向治理哲学转变、宪法结束非常政治、迈向日常政治的必然。
从概念上说，民主就是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利益，集中则是对这种意志和利益的高度统一执行与实现。该规范的内涵我们可以从法教义学上提炼出如下原理，并进一步厘清民主集中制与分权理论的区别： 第一，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表明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直接性，可以通过缩小代表鸿沟制约权力机关。
第９６条新设立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第９５条建立乡级政权机关等，则在地方和基层极大促进了民主集中制的落实。（二）民主集中制是对基于社会平等的自由的保障 民主集中制正是这种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中国化，其核心要义在于它认为国家机构实际上就是平等个体普遍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有机结合成人民主权的组织形式，基于选举法规定的普遍和平等原则，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吸收和体现全体人民意志的最广泛性，且由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不是基于分权而产生的水平关系，而是强调人民代表大会所体现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权力，因此全体人民的意志也就能够完整、真实地通过其他国家机关的执行而得到实现。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综合考虑专业知识、特定技能、职业观念、工作方式与程序等方面，并合理评估权力行使所要支付的制度性成本所形成的功能主义原则。周恩来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中进一步阐述：从人民选举代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府直到由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政权的这一整个过程，都是行使国家政权的民主集中的过程，而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职权配置也就是根据具体的国家任务，恰当明确国家机构的职能，并根据其职能完成的需要合理配置其权限，从而最大化激发该机构的效能，最好完成治理任务。例如，八二宪法就对全国人大的职权配置进行了制约，它将１９７８年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改为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其用意在于从严格的法制观念出发，全国人大虽然拥有最高国家权力，是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法律的机关，但宪法和法律一经制定出来，在未被修改以前，全国人大自己也应当遵守，而不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宪法改写了这一款是完全必要的。第一个原则直接服务于民主正当性目标，第二、三个原则明显是分别对国家机关的自身活动与相互关系提出了治理有效性的追求。第６２条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又增加了第１１项，即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以防止职权配置过当，这正是民主充分制约集中的体现。
议行合一体制在国家机构层面就是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实干的机构。这里的重点不再是强调集中执行的正当性，而是强调其标准和界限。
这种缩小的人民也即仅仅是在财产上占统治地位、进而掌握了国家机器的市民资产阶级。民主集中制的设立规范则直接承认其他国家机关来自于人民代表大会。
执行机关的设立规范是现行宪法第３条第３—４款：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然而，这种观点显然只是从人民代表大会和由其产生的其他国家机构的设立角度进行了概括，对应的是对民主正当性目标的追求，根据前述对现行宪法进行原意解释的起草报告概括的三个原则，民主集中制应该有更加具体的规范结构，不应仅仅限于第３条规定的、侧重国家机构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设立规范，学术界既有研究并没有将治理有效性的维度纳入到该原则的整体规范建构之中。
其次，基于权力分工而客观受到限制。包括（１）取向于过程的问责规范，例如第７３条规定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由此可以在法教义学上提炼出任务与职能相匹配和职能与权力相匹配两条原理。（３）机构耦合原理，使各个国家机关更好地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则是强调不同国家机关之间既有专业分工，也必须形成目标一致、行动有序、互相配合与监督的治理体系，从而激发出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这是对国家机关之间构建一个良好工作关系以提升整体治理有效性的根本保障。
行政机关完成该任务是否存在其他明显风险等标准。例如，社会平等自由观强调每一个人有能力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因此它更需要通过国家机构治国理政提供的强大力量防止两极分化，并创造比分权制度条件下更真实、更全面的自由实践能力。
相邻规范背后的原理可通过组织社会学上组织趋同来说明。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正是对执行机关在横向关系上设立的基本要求，负责与监督归根结底都来自于产生所发生的效应。
我国国大人多，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不宜太少，选举法第１５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人。为了实现民主功能，必须加强权力集中，民主集中制不但成为国家机构宏观的组织原则，也成为一切国家机构内部的活动规则。
权力机关仍然坚持组织优位，但在宪法功能上也开始反思其不足，强调与其他机构的水平协调，例如五四宪法起草过程中设立全国人大下的专门委员会，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可以与国务院充分沟通，唱对台戏也可以，设立国家主席的考虑则是可以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分担很多工作压力，同时毛泽东提出有议长，有总理，又有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 另一方面，执行机关在组织功能上不断分化。这两种自由的区别主要在于：首先，前者是全体社会的自由，而不是特定阶级（资产阶级）的自由。中共第一次系统阐述该原则是１９３７年毛主席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讲话： 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将集中则理解为政治一致性。
四、活动规范的体系建构 活动规范关系到民主意志在单个国家机构中的集中、高效执行，并在这个过程中接受民主制约。配置的权力应该最大程度履行职能并避免权力的滥用。
（一）通过设立规范制约权力机关 根据前文所述，设立规范的原理在于民主制约原理，只有平等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与利益的民主制度才具有最高性，这种民主最终拟制为属于全体人民平等分享，而非任何一个国家机关，这正是社会主义平等式自由观的核心要义。任务需要动用的公共成本。
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革的历史阶段，这个逻辑就表现得更为充分，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谈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时明确提出：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出发点。第二，使国家机关能够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